（蒋明）上海普陀警方近日通报的一起诈骗案，读来让人后背发凉。男子姜某从2019年起，以投资、买房、公司周转等名义向同学好友借钱，后来干脆编造“父亲患癌”“父亲过世”的谎言，并用AI生成父亲卧病在床、插着管子的短视频发在朋友圈，前后骗取170余万元，全部投入股市亏光。父亲还活着，但在他的朋友圈里，已经“死”过一回了。

愤怒是自然的。但比愤怒更值得追问的是：为什么这么拙劣的谎言，能持续七年、骗过那么多熟人？

答案恰恰藏在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默认设定里：熟人之间，是不需要“验证”的。朋友开口说父亲病了，你的第一反应是心疼，是转账，而不是“让我先核实一下视频是不是AI生成的”。这种不设防，本身是社会生活得以低成本运转的基础。我们每天依靠对亲友、同事、服务提供者的默认信任完成无数协作，如果每一件事都要先行验证，人际交往的成本将高到无法承受。

姜某的恶劣之处在于，他精准地识别并利用了这套默认机制最柔软的部位。而AI的介入，完成了一次关键的“证据升级”。过去编造苦难，靠的是文字描述和模糊的病例截图，接收者心里多少会留一道“也许没那么严重”的余地。但一段AI生成的视频，把“父亲插着管子躺在病床上”直接推到眼前，视觉证据的冲击力绕过了理性判断的缓冲带，让“不设防”变成了“来不及设防”。技术本身没有善恶，但当伪造的成本低到一个人坐在家里敲几下键盘就能完成，而验证的成本高到普通人根本无从下手时，作恶的收益与代价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危险的缺口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这个缺口并不是姜某一个人撬开的。它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当AI伪造内容开始入侵熟人社交场景，验证责任被默认由每一个普通个体独自承担，而这恰恰是他们最承担不起的。一个收到老同学求助视频的人，没有技术手段去鉴别视频真伪，没有渠道去核实对方父亲的真实状况，甚至很难开口问一句“你是不是在骗我”——因为那意味着对友情的冒犯。平台把内容审核的重心放在流量分发而非真伪核验上，法律对“AI生成内容用于诈骗”的定性仍主要落在事后的刑事追诉上，事前的识别与拦截几乎是一片空白。个体被推到了防线的最前沿，手里却没有一件武器。

因此，把这起案件仅仅理解为“一个人变坏了”，是不够的。如果舆论的落点只停留在道德谴责，那么下一个姜某出现时，普通人依然没有任何办法。真正需要跟进的，是把验证的责任从个体肩上部分地转移回有能力承担它的机构身上。平台对AI生成内容负有事前标识和事后追溯的义务，不能让一段明显带有求助募款性质的伪造视频在朋友圈自由流通、无人过问；法律对利用AI伪造证据实施诈骗的行为，应当在量刑和司法解释中给予与手段危害性相匹配的评价，形成可预期的威慑；而社会治理层面，也需要为普通人提供一些低成本、可操作的核验路径，而不是让“别信任何人”成为唯一的自我保护法则。

170万是一笔巨款，但姜某真正挥霍掉的，远不止这些钱。他透支的是受害者今后面对每一句“帮帮我”时的那一瞬犹豫——那一瞬犹豫，才是社会信任最昂贵的成本。技术跑得越快，越需要有人把“验证”的桩打在个体够不着的地方。否则，我们每个人都会被迫活成一座座孤岛，不是因为不再善良，而是因为不敢再轻易相信。

责编：陈世真

来源：桂阳县融媒体中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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